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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三)

时间:2016/1/14 9:45:49  作者:论文在线  来源:论文在线  查看:11  评论:0
内容摘要: 三、八月的疯狂  昨天,我的微信同学圈,中学和小学同班同学在传看我写的文革回忆。有两名同学先后电话说“那时我们未成年”,“真不怪咱们……”,“不怪咱们”?可咱们是当年迫害教师的急...

 三、八月的疯狂

  昨天,我的微信同学圈,中学和小学同班同学在传看我写的文革回忆。有两名同学先后电话说“那时我们未成年”,“真不怪咱们……”,“不怪咱们”?可咱们是当年迫害教师的急先锋呀!是未成年,但13岁多该知道打人、栽赃别人很缺德。怪也不怪,不怪也怪,于是,在正写的段落中才加上“无可饶恕”“百身莫赎”两词。如果文革亲历者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林彪、四人帮,或加毛“五人帮”,用什么鞭策自我良知?又拿什么警示后人呢?

  接着回忆我亲历的文革十年,进入1966年8月:

  1958年底,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接站的车刚驶出前门火车站,妈妈就招呼我们兄妹:“快看,那就是天安门!”岁月葱茏,转眼间我已63岁,每年8月18日或每次途径天安门广场,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油然而生,50年前的经历磨盘般碾过心头,沉重而苦涩,那句箴言如雷贯耳:不懂反思的民族没有未来……

  前两集说的是1966年5、6月,我在北京49中念初中一年级,随着气温上升,文革的烈焰也持续蹿升。无法上课,一大群学生整日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标向瞎胡闹。先是围观大字报、刷大标语、开批斗会,从批三家村到批校长和班主任;8月6日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我校红卫兵规定,父母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有资格),我被获准第一批加入,左臂带了枚窄窄的红袖章。

  (照片暂缺)

  保留了50年的红卫兵袖章,都发白磨毛了,“老兵”的我曾长时间佩戴它。(刚才翻箱倒柜没找到,一准还在,找到后补发。5年前捐赠过一枚稍晚时的红卫兵袖章,最早那个跟我躲猫猫呢。)

  8月18日凌晨,49中红卫兵近20人一竖队,由发起人刘向群大哥带领徒步走向天安门广场,站在东观礼台上接受“红司令”毛泽东接见。毛一出现在城楼上,整个广场立即沸腾了,万岁声声震天动地。当毛走向西观礼台朝下面招手时,站在东观礼台的我们急不可耐,恨不得马上把毛喊过来,情急中我大喊一声:“毛主席快到东边来,我们要见毛主席!”周围的人都喊叫起来“我们要见毛主席”,进而东观礼台和广场东面的人群齐声呐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声浪震天响,广场上的人全都听到了,城楼上的人也都听见了,毛来到城楼东侧,摘下军帽朝我们挥舞,瞬间东观礼台和整个广场沸腾到极点,“毛万岁、万万岁”嗓子完全喊哑了,个人崇拜的痴迷仿若施过魔咒一般。

   北京49中的红卫兵,基本是8.18原班人,1968年的合影。上排右三是刘向群大哥,右二是荆小飞,中间右一是王征(王娜娜),右二是我。

  8.18,毛泽东穿着军装首次接见红卫兵,据说有百万人参加。林彪站在毛身边,高声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紧接着我们投入“破四旧”,打砸抢烧如火如荼开始了。8月20日上午,我们几个初中红卫兵在前门南集合,沿街察看小店铺售卖的“四旧物品”。啥是四旧?谁也说不清,只要瞧见带福、富、寿字的物件,就喝令店员:“收起来,不准再买了!” 走到大栅栏时,见到有人抡着铁锤狠狠敲砸前门大街干道上的白瓷路牌,“路牌也属于四旧?”一时理解不了;接着一群东城区红卫兵从店铺里拿来剪刀,冲到大街上将烫大波浪发卷的妇女或留长辫儿的姑娘,不由分说剪成“革命短发”;还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裤的裤脚用剪刀豁开;喝令穿尖头皮鞋的“脱下资产阶级的火箭头!”,唬的那人赶紧脱了鞋、穿着袜子跑开了。此情此景令我们三个女孩惊诧莫名,站在路旁发呆,盘算着何去何从,亚萍问:“那咱干什么呢?总不能这样回学校吧。”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过去,灵光一闪,我掏出口袋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提议:“咱们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去吧。”亚萍和海云都同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站在公交车上为乘客们念语录,第二天,同班的王娜娜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快有更多各校的红卫兵也加入公交车念语录的活动。

  我们四个主要跑崇文门到动物园那条公交线,来回穿梭,多数司机、售票员和乘客们会用谄媚的笑容迎向我们,使我沉浸在“宣传标兵”的虚妄自豪中。如今回首,心有愧疚,身为学生不能正常念书,却积极散布暴力歪理邪说,也是一种罪过。 破四旧期间,红卫兵为表忠心,纷纷更改名字,将原来文质彬彬或家族按辈分起的名字,更换成突出革命的名字。比如:我先是为自己起名“张雪松”,到派出所警察不允许改姓,我就把父亲给我的“弘”字改为革命色彩的“红”;好友小妹改名“海云”;王娜娜改名“王征”。最著名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8.18她在城楼为毛戴了红卫兵袖章,毛说“要武么”,次日《光明日报》记者替她更名为宋要武,这一莫须有的更名至今仍困扰着并无此意的宋彬彬。



  1966年更名后,海云送过我一张她和弟弟在颐和园的合影,120版老片。注意,这也许是大陆民间最早的彩照吧。要不是保留这张小照片,我早就忘了自己曾改名叫“张雪松”。

  在发热病的日子里,我们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 在公交车上,我们除了念小红书上的语录,经常背诵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经常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8.18后,我们仗着毛撑腰,猖狂不可一世,“红八月”中我也曾热病缠身自以为姓赵,记的一次外出执行“紧急任务”,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们高扬起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将那条窄窄的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迫于毛如日中天的权威,汽车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被迫赶紧停车,红卫兵说去哪里司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路线,哪怕调头也得先送“革命小将”。是的,八月中下旬“红小将”仗着红司令,嚣张如匪!

  张狂几天就遇到麻烦,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都有一些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在这里惨遭毒打。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附近街道派出所和我校对面崇文区公安局提供的(据说毛授意后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口谕),红卫兵按照警方提供的门牌号闯入私宅打砸抢翻抄,并随意将一些人押到学校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曾有同学叫我一起去龙潭湖住宅区抄家,我以“要去公交车上念语录”为由拒绝了。站在车上念语录,往返不停从早到晚,一天下来感觉很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里不时传来尖利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的我一次次从睡梦中惊醒,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的房间,大热天关紧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点儿。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王征(王娜娜)刚进校门,迎面遇见红卫兵一位负责人,神情紧张地叫住我,说:“女、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形势严重,咱们赶紧去支援!” 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俩随即去了位于崇文区榄杆市大街,那晚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

  火速赶到增援地时,崇文区榄杆市大街路北121号小楼的李文波家已被围的水泄不通,指挥者让我们去马路斜对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说“李文波哥哥的资产比他弟弟多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

  进入李文波哥哥李月波家的院子,同去的人一起走进关押李家人的南屋,我校一个初二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正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令人不忍听闻,我和王征躲了出去,藏进北房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过了一会儿,意外见到两位刚抄家的女15中红卫兵分赃的场面。

  两名身穿军装、戴着印有“女十五中红卫兵“袖章(凡印有校名的组织都成立于8.18之后,袖章较宽;与老兵三字窄袖章有区别)的女生进到布幔子后面分东西,起先她俩没看见我和王征,专注地从衣裤兜掏出黄色条块、绿色圆环等物件逐一分成两份,各自装进衣袋里。分完后才发现了我俩,恶狠狠地训斥一通(她们是高中生,明显比我俩年龄大),又把我俩强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我俩马上逃跑了,背后传来“叛徒”“胆小鬼”的咒骂,心中充满惶惑与羞愧,战场上的逃兵大约也不过如此。 许多年后,我了解到李文波事件的真相:因有人揭发他49年前是一名国军校官、划为历史反革命,66年他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养家。1966年8月下旬,女15中红卫兵抄他家,没抄出黄金、珠宝,李文波老两口被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急了硬要下楼,被红卫兵推倒踢了几脚,老头儿李文波上前理论,被棍子揍的流了血,急了抄起菜刀,把红卫兵吓跑了。次日上午,被污“持刀行凶”的李文波被打死。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关押在校园中已经被剃了“阴阳头”、折磨多日的女十五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随后,无辜老太太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而那天参与抄家迫害的女15中红卫兵反倒成了功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红司令”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李文波事件后,红卫兵提出口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抄家打人之风迅疾漫延开来,以崇文区、大兴县最为酷烈。

  在八月杀戮中,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过屠杀。从1966 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和出生38天的婴儿。有人统计八月下旬,全北京市抄家3万多户,抄家中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高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两、古董1000多万件。打死约1700人,有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也有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

  毛泽东那年秋天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经济困局,人民不再饿肚子,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竖起来了。贪恋权利甚于生命的毛泽东怎肯屈居二线,于是动用精神领袖之威权,号召全国人民读毛著、学雷锋,亲自指示海量印发《毛主席语录》,以批判海瑞为先导,开展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运动,眼看全国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行政最高权力的设想成为现实,所以他击节叫好。

  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一夜无眠,对面教学楼被毒打者的哀号格外撕心裂肺,刚才在李家院子被惊呆、被羞辱的场面锥子般扎心。第二天遇到我校红卫兵领袖之一荆晓飞,我说自己好几夜睡不成觉的苦恼。晓飞说:“你跟我们去外地串联吧。” 串联?我很好奇,一问原来京城的红卫兵誓将战火烧遍全国,有人提议到外地传播革命火种。晓飞说,只要有带公章的证明信,红卫兵乘坐火车不用买车票。能尽快躲开拷打人的惨叫折磨,我愿意跟晓飞他们去外地串联。

  接下来几天,我们跑誊印社,印了十几捆传单,有谭立夫的《血统论》,有人民日报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都是煽动暴力、背弃文明的文章,在“红八月”风行一时。

  8月30日那天傍晚,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捆捆传单出了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晓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他们分头去找车。彼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区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小路上守着一捆捆传单,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朝我喊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循声望去,我见到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满头满脸血污的重伤者,在他身后卧着一片死于和平年代红色风暴的冤魂,偌大一个篮球场,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横七竖八叠放着的死尸覆盖了,刺鼻腥气与微微腐臭随风飘来,催人欲呕。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狂跳,魂飞魄散之时,海云回来了,她也看见那瘆人的惨景。2006年8月6日,49中老同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那血腥一幕,尽管事情过去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起寒颤。

  那天晚上,我们一行12人从北京火车站登上去上海的列车,我第一次串联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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