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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博文

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二)

时间:2016/1/14 9:43:53  作者:论文在线  来源:论文在线  查看:10  评论:0
内容摘要:  二、开始胡闹了  自从“5.16通知”一播出,京城中学停课了,一大帮正能折腾又不管不顾的孩子好像突然被卸去缰绳与嚼口的马,性子野的就开始尥蹶子踢踏甚至胡撕乱咬。  北京49中位于城南,清朝和民国年间这一带云集着底层的杂役、小商贩,“东富西贵...

  二、开始胡闹了

  自从“5.16通知”一播出,京城中学停课了,一大帮正能折腾又不管不顾的孩子好像突然被卸去缰绳与嚼口的马,性子野的就开始尥蹶子踢踏甚至胡撕乱咬。

  北京49中位于城南,清朝和民国年间这一带云集着底层的杂役、小商贩,“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并非虚言,其中的南贫,刚好包括我校地处的崇文区榄杆市南面那一片平房区。49年后之后,各部委机关、部队大院争相抢占长安街及以西一线安营扎寨,我家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就在其中,紧邻空军、海军总部、军事博物馆和冶金部、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军政要地。崇文区冷清多了,1966年,我校附近仅有国家体委和空军北京分区指挥部(简称北空),再无其他大机关了。

  体委和北空的子弟比较生猛,风暴一来势必成为学生领头羊,我和初一的“小屁孩儿”们跟着他们闹腾。文革初,我的第一件“革命行动”是跟着学哥学姐20多人跑到北京市政府前请愿,要求尽快给我校派驻文化大革命工作小组,闹到天黑才罢休,不久工作小组进校了,指导师生们“揭发校领导”。有人想起半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49中校党委书记交给我和海云一封信的事,几个高中生贴出大字报质问书记“掩盖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罪大恶极!”,校广播站高音喇叭把我和海云叫到工作组办公室。两个高中生和工作组副组长细细追问那件事,我俩如实道出事情原委:

  海云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一起考进49中后住在一间宿舍,自然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俩65年9月上中学时,海云爸妈是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参赞,我爸妈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父母不在身边使我俩长期感到孤独,小升初没被第一第二志愿录取的挫折,加上持续三四年的高调宣传爱国主义,我俩窝在学校里感觉憋屈,恨不能赶紧穿上军装开赴抗美援越前线去保家卫国。作文课上我写了给毛主席的信表达急切当兵的心愿,海云的字写的比我娟秀,她认真把信誊写好,我俩签了名,装进信封后感觉意犹未尽,又把一只用彩色塑料丝编好的精致的小花篮装进牛皮纸大信封。深秋的一天,我俩来到天安门却投送无门,又闯到新华门被卫兵拦住,值班门卫看了信和小花篮,指着西边不远处的电报大楼“到那里写好地址,贴足邮票,毛主席就能收到。”我们在信封写上: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中间写:敬爱的毛泽东主席 亲收,落款:永远忠于您的XXX、XX。

  回来后把这事放一边了。大约一个月后,突然校领导传话我俩过去,详细询问“给中央写信”的事,然后从抽屉中拿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要求我当着书记的面拆看回信,我们立刻照办了,只见书记紧张的表情释然了,刚才书记可能怀疑我俩给中央写信告学校的状?那封回信是一张半透明的打字纸,四号蓝色的字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好的,大意是:“你们的信和亲手编织的小花篮我们很快会转交给毛主席。”“你们年龄还小,要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将来参军上战场争当毛主席的好战士!”然后还是鼓励安心学习的一段话,总共半页字,下面是落款和日期,还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红章。

  海云和我读了又读,都想保存,只得从中间裁开各自保存一半。同宿舍有人把这事说出去,事关红太阳毛主席,中央还回了信,这事在校园传得飞快,结果文革初期有人据此贴出大字报质疑校领导,工作组要检查原件,我俩不情愿地把各自保存的半页信交出去。没料到工作组很快被冠以“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而赶出学校,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俩的那封回信随之不翼而飞。好在那件事我们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指责学校书记,连对书记怀疑给毛写信是告状都没多说,质疑校领导掩盖毛关怀学生“罪恶”的大字报很快就被覆盖了。

  文革初期学校以及各单位的大字报用四个字形容最恰当——铺天盖地。我们49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同样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工作组撤走后,揭批校领导的斗争不降反升,连不少普通教师也被欲加之罪的大字报搅扰的苦不堪言。我也曾做过揭批班主任老师的坏事。

  我们的班主任名叫张基兰,一位仁慈和蔼的中年女老师,她教授中文语法中规中矩,阅卷作文也尽职尽责,不足一年她两次在班上当范文念过我的作文,评语也多为肯定式的鼓励。当运动来袭,我竟然稀里马虎随波逐流恩将仇报,在班级揭批张老师的会上胡乱发言,当有人说“张基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名字中的基,表明她信仰基督教,仇恨共产党。”这纯属牵强附会,我当时却认为张老师是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指名道姓跟着喊“打到反革命……”的口号。当我看见同学们踊跃怒揭张老师“罪状”,我竟然把上中学后的负面情绪推责给无辜的张老师,当时自己胡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煞有介事义愤填膺。我班每个同学几乎都加入这缺德的声讨,越到后面越胡说八道。那次会后,班里几个同学连家都不回了,连夜分工写大字报,有位男生甚至发誓“不写满60页(大字报纸),就剃秃瓢!”最终他并没凑够60页“罪状”,但我班揭批班主任张老师的大字报的篇幅创了我校纪录,围着教学楼转圈贴出后,舆论哗然,张老师倒大霉了,被学校造反派罚做苦工。 这事太缺德了,每次想起来都恨自己,班里其他同学也悔恨不已。1990年10月14日,老同学们凑钱买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开车到家门接上张老师到京郊怀柔慕田峪长城和雁栖湖聚会游玩,午后我们郑重地以瓶谢罪,当面向老师真诚道歉,弥合当年愚莽给老师心灵造成的重创。当张老师极尽师恩予以宽容,说“哪里能怪你们,你们那时还是小孩子!”时,我的泪水突然涌出,转过头不去擦,让热泪洗涤心底的耻辱。



 

  1990年10月14日,原49中初一一班班主任张基兰老师与学生同游慕田峪长城和雁栖湖的合影。前排中间是张老师,前排左一是我。(说明:照片由我的同学 李庆国 保存并提供)

  批斗迫害老师,是天下最无耻的行径,文革初期我们那拨喝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学生们无可饶恕地犯下此罪,天人共怒百身莫赎!后代当牢记此深刻教训,尊师重教天理良心。

  停笔细细回忆,当年我们49中大操场西边是整齐的4座楼房,最北边一层是教工宿舍,二层是女生宿舍;依次向南是办公楼、初中教学楼、高中教学楼。1966年到67年,除了宿舍楼外,另三座楼全被层层刷新的大字报覆盖着。我校的大字报充满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无端责难与恶毒漫骂,大体有三类:一是乱扣帽子,污蔑历史老师“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外语老师教英语是“为美帝唱赞歌”,教俄语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数理化老师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等等;二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比如老师批评学生被定性为“欺压无产阶级后代”;三是公报私仇、毁人清誉,一些人趁乱揭发校领导或某老师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有海外关系等当时可怕的身份;有人捕风抓影造谣某老师和某某有不正当关系,让被害人无以辩驳。这类混蛋逻辑与无聊内容充斥在不断刷新的大字报上,越看越无聊,使刚开始热衷围观大字报的师生们,渐渐没了兴趣。

  文革初期,头一回让我寒心的是那次全校批斗会,大操场上乌泱泱站满了人,被划为“走资派”的女校长、有“反动言论”的教导主任被学生反剪着臂膀押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有人用高音喇叭带领喊口号,“XXX不认罪就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不翻身,打到XXX!”震耳欲聋。我站在离主席台不远处跟着喊口号,旁观校领导被羞辱受折磨,耳膜都被震疼了。有人用剪刀当众将女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头发一缕缕剪掉,故意剪成半秃半糟的怪样子羞辱落难者。突然,有人拎来贴大字报用剩下的半桶浆糊,炎炎夏日桶里的剩浆糊早已腐败酸臭,那人风风火火大步流星上了台,一路扬播着酸腐不堪的臭气。接下来的情景让我忍不住“啊——”叫出声,赶紧捂紧自己嘴巴,只见那人上台直奔女校长,抬起手臂将臭浆糊倾倒在大约和他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女校长头上,连噎带呛心力交瘁,女校长一下子瘫倒昏晕过去。

  “真臭!”“真臭!”台下观众纷纷掩鼻,队列散乱开来,高音喇叭孑自传出咄咄逼人的批判口号。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低着头气喘不匀,想不明白为啥要如此虐待女校长?不久前我们不是还恭恭敬敬向她打招呼吗?干吗要把她整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胸口憋的愈发难受,我溜出操场回了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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